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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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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2 读《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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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2 读《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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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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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言乱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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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视野
比较政治学
- 比较政治学的本质并不是非要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而是以一个比较的视野来看待政治，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看待。
- 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将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将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
- 比较政治学思考的核心任务：在差异中寻找规律。在差异中寻找规律，简单来说，就是试图搞清楚，想要从A到B，需要哪些条件C？或者说，从A没有到达B，是因为缺少了哪些条件C？
自由霸权
- “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就是自由霸权逐渐崛起。所谓“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欧美阵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他们有实力将原本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不断向外传播，同时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当中，因此他们也有足够的动力来传播自由主义。
- “也许1950年以来民主传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渴望民主，而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恰好是一个民主国家。也许过去60年全球惊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特定经济秩序的结果，而这个秩序由全球最领先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塑造。也许我们所目睹的和平时代，与特定国家所拥有的巨大权力有一定关系……历史上的每一种国际秩序都对应着其中最强大国家的观念与利益，而当权力转移到观念与利益不同的国家时，国际秩序也随之发生变化。”
全球化的困境
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
- 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因为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
- 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
- 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
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弹不再仅仅发生在东方世界，而且出现在了西方世界。
- 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第二章 政治转型
9.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威权倒台≠民主转型：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民主转型的常见困境 - 裂痕动员：
一方面，“人民”从来不是一个整体，自由社会的“人民”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
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
埃及社会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后，“政治伊斯兰派”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凭微弱优势选举上台，从他的角度看他是合法的，但从“政治世俗派”来看，他们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果实被敌人截取了，于是这一派继续抗议，并联合军方推翻了民主选举产生的穆尔西。
10. 南非：转型何以软着陆？
实现平稳转型的答案——共同的底线。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但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共同的底线，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宽容和耐心。
由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两位高超政治家得存在，做到了民主运行的“共同的底线”，因此南非的政治转型得以软着陆，没有像隔壁津巴布韦的穆加贝那样，走向了多数暴政。
11-12. 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
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说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但民主只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作为一个程序，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作者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具体到印度，民主之所以对于治理绩效“不管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输入到民主程序的“原材料”出了问题。一个是长期错误经济政策问题，比如印度很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政策；另一个是社会文化上充满了“表亲的专制”，即由于社会习俗带来的社会压迫，比如种姓制度。
13. 伊拉克：铁腕强人是救星？
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之所以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而这两种想象都不靠谱。
民主当然也有巨大的不确定，它可能走向欧美的繁荣富强，也可能出现印度的治理绩效低下。但是，大体而言，当它治理表现不佳时，多半不是因为“运气”，而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人民还没有找到对的路。不像威权，纯粹赌概率，要么大治，要么大乱，而大乱的概率远超大治，人民只能被动接受。
第三章 国家构建
14. 什么是国家？
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在比较政治学界，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的暴力垄断机构。
为什么“国家建构”如此之难？
因为暴力的分散化才是自然状态，暴力的垄断化，则是摆脱了自然引力的人为状态。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
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也就是“谁当猴王”的问题，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
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也就是“猴群的势力范围”问题，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哪怕到了19世纪，“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观念也没有那么深入人心，人类花了几千年才慢慢实现了权力的相对集中，目前200个左右的国家数量就是这种“相对集中性”的体现。
15. 为什么要“重新带回国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谈论政治现代化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民主转型。站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传统下，这一点尤其可以理解。但是，从长线历史的角度而言，更重大的政治革命可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国家革命”。只不过，相比民主革命，因为“国家革命”的发生距今更加久远，所以我们反而容易忘记它的价值。
现在，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国籍，“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赞比亚人”等，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主权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但事实是，同时获得外部和内部承认的、稳定的暴力垄断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在部落、城邦、帝国、封建制、贵族领地、哈里发等政治组织形式中摸索了几千年，最后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安营扎寨。
国家视角的变迁？
1968年，学者亨廷顿一本著作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它的中心思想是：“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但随着苏东剧变，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国家视角走向了沉寂。取而代之的是“制度主义”：制度选择——经济制度以及背后的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主要力量，至于国家，则是那个应该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
随着2000年后非民主国家中国的崛起，人们又回到了“国家”视角。
亨廷顿的学生福山因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一度被视为西式自由民主的旗手。但是，他2010年后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研究重心重新转向，他在2015年的一篇名为“民主为何表现如此糟糕”的文章中写道：“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民主的表现会如此令人失望？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是……在许多新兴和现存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没有跟上人们对于民主的需求。没有成功地建立现代的、良治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阿基里斯之踵。”看上去，福山在绕了一大圈之后，重新回到了他的导师亨廷顿的旗下。
国家能力何以至关重要？
因为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
16.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战争不仅仅需要士兵、税收、武器、粮食、情报、运输等，而且需要组织和调配这一切的官僚机构，因此战争催生了常备军建设、财政国家建设、官僚体系建设。这就是“战争缔造国家”的机制。
在中国，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争虽然残酷，却为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结构奠定了基础。在欧洲，一方面，战争带来了国家建构的动力；另一方面，多元的政治结构又约束了国家建构的深度。而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之所以普遍偏弱，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非洲地广人稀，加上游牧经济，所以历史上没有密集的大规模战争，它的国家建构也因此缺乏动力，以至今天政府难以垄断暴力。
17.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文官制
首先，文官制中的“官”，也就是官僚集团，通过一个细密的组织网络，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给捆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组织红利。其次，文官制中的“文”，则通过抑制武人、财阀、宗教力量等，把社会精英引流到了读书做官、为皇帝服务的道路上来。文官制大大强化了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成为一种深厚的传统。王朝可以亡，政治文明却不会亡；国家可以改名换姓，但是国家主义却可以生生不息。
但是，对“读书做官”的过度推崇，在历史上也长期抑制了中国社会其他维度的发展，工商业的萎靡、科技的落后、军事战斗力的萎缩等，都与此相关。所以，古代中国早期虽然秩序没有那么稳固，但是相对生机勃勃，越到后期就越暮气沉沉。
18-19. 美国：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
美国另类在哪儿？首先，另类在美国社会的“国家观”；其次，另类在它“国家建构”的道路。
“反国家主义”的国家观
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的怀疑非常根深蒂固，可以说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警惕的程度。两个典型的现象：一个是美国的持枪权；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没有全名医保体系。
这种反国家的政治传统从何而来？从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来，从独立战争开始，
1776年北美为什么会爆发独立战争？因为北美民众痛恨那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试图中央集权的英国政府，所以在立国的过程中，他们处处把独立战争前的英国作为假想敌来对待，无数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另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出现。
美国这个国家的优势从来不是国家能力，而是个体创造性和社会活力，是乔布斯和马斯克，是爱迪生和迈克尔·杰克逊。碰到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除非是极大的危机来临，它往往团结不起来，经常是特别迟缓和笨拙，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打来打去、互相拆台。可以说，美国这个国家，由于对国家权力的极度警觉，导致了一种“制度化的混乱”。
“国家建构”的道路
战争不足以解释美国的国家建构进程。作者的答案是：社会运动。正是19世纪末期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撬动美国这样一个“勉强的国家”开始成为“自觉的国家”，以此回应民众要求国家“现身”社会的呼声。社会运动如何助推国家建构？历史地看，有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是所谓的“进步主义时代”，也就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为应对工业化进程产生的恶劣的劳工条件、巨大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贫民窟、无法控制的失业风险等问题，民众要求美国政府不要“打酱油”，开始干活了。
第二个台阶，也是其国家建构过程中最大的台阶，是小罗斯福当政时期。罗斯福新政一共创建了69个新的联邦政府部门，让联邦政府的职能大大拓展。
第三个台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比如餐馆静坐运动、自由乘客运动、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等等。
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街头的、媒体的、工会的、校园里的声音改变了政府的角色，改变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乃至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国家观”。
当然，社会运动需要制度空间，它以自由为前提，以民主为传导机制，因此，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
20. 国家建构的瓶颈：阿富汗的悲剧
过去40余年，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一：多山地形。不同社区之间交往非常困难，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自古以来，阿富汗的政治传统都是部落长老式的自治。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二：地缘位置。自古以来，阿富汗地区都被大国强国包围，因为地处这些大国的交界地带，所以很自然地，它就成为大国征战的通道。大国之间的战争，波及阿富汗，而且往往旷日持久，使阿富汗无法真正完成国家构建。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三：伊斯兰极端主义。苏军入侵后，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同时叠加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个原因，使得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中，整整一代宗教极端主义的阿富汗少年成长起来。
国家建构失败因素之四：民族结构。阿富汗普什图族是最大的族群，占人口42%；第二大族群是塔吉克人，占27%；哈扎拉人，9%；乌兹别克人，9%。此外还有俾路支人、土库曼人，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族群格局，显然是大一统政治的障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则是这些民族周边，都有其族群的大本营国家，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第四章 政治文化
21.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制度转型的观念动力
过去两三百年，全球的制度变迁进入一个加速度变化的进程。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比如这个世界的“老大”会深深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因为“老大”会试图在全世界复制自己的形象；比如政治学中的“现代化”理论，经济现代化会带来政治民主化。
本章要强调的则是，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比如到全民抗争的程度就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观念从何而来？
（1）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
（2）“政治机会”理论。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无力反抗。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22. 何为民主文化？民主稳固的文化基础
世界上可能有“偶然的民主转型”，但是没有“偶然的民主稳固”。“民主稳固”则要艰难得多，它往往需要各种结构性或者文化性的条件，比如需要各方政治势力具有妥协精神，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国际条件等。
什么样的文化最有利于民主运转？
（1）“社会资本”理论，其代表性学者是帕特南（Robert Putnam）。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的民主能否走向稳固和良性运转。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
（2）“后现代文化”理论，其代表性人物是英格尔哈特。根据这个理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模式从前现代模式抵达现代工业模式，然后再穿越现代工业模式抵达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的模式，“后现代文化”就容易出现，而这种文化最有利于民主的运行。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
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
泰国之所以政变频繁，就是因为泰国人太有政治参与精神了，让民主的街头逻辑碾压了民主的选票逻辑。民主选举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事情，而黄衫军的表现却像个一输棋就掀翻棋盘的棋手。
23.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为什么会成为暴民？
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比如说义和团，早期一直是华北农村不成气候的民兵组织，只是在慈禧撑腰之后，才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烧杀运动。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当“暴民”现象成为洪流，其驱动力往往是权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
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为什么说略微有点“近视”？就是他看不到“大的图景”，更确切地说，拒绝看到“大的图景”，就盯着眼前这一张办公桌、这一节车厢、这一张表格。这就是邪恶的“1+N”模式。金字塔尖的“一”往往通过无数的“N”去传输邪恶，但是最终，也正是那个“一”，将所有的“N”连接起来、转动起来。
为什么普通人会“近视”？
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
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24-25. 文明的冲突：一个过时的预言？
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其实已经包含在标题里了，大意就是：冷战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冲突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文明将成为政治冲突的分界线。换句话说，以前是左右之争，现在是文化之争。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七八个板块：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印度、拉美等。但是，如果进一步简化，他实际上是把文明分成了三个阵营：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还有就是一堆“骑墙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the West vs. the Rest”（西方对其他），以及一堆swing civilizations（摇摆的文明）。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者认为，在两点上是对的：
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叫政治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第二，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文化差异可能带来激烈的冲突。“文化多元主义”观念可能更偏理想，现实中冲突的概率更大。
虽然文化冲突的确越来越成为全球性政治冲突的一条主线，但是，作者认为亨廷顿对冲突的阵营产生了误判。冲突的双方未必是以“历史文明圈”为基础的西方与东方，而更可能是各个文明圈、各国内部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也就是说，这场文化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各文明圈、各国内部的“文化内战”，而不是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斗争。简单来说，就是传统和现代之争。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方式表述这个斗争：全球主义对民族主义，进步对保守，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等等。
第五章 政治经济
26. 智利: 皮诺切特之后
皮诺切特上台后，逆转了阿连德政府的极左经济政策，重用了一批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的经济学家，启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也就是降低关税、解除进出口审批制度、削减政府开支、私有化、去管制化等，而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智利的经济起飞。
皮诺切特之后，智利政府虽然抛弃了皮诺切特的政治威权主义，但是继承并坚持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而其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粉红色革命”。什么叫“粉红色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尚未走到极端的左翼民粹主义。1999年，激进左翼政治家查韦斯在委内瑞拉上台，开启了拉美地区的“粉红色浪潮”。
所以，政治转型诅咒经济发展吗？未必。但是，民主转型一定带来经济发展吗？也未必。本质而言，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体类型。
那么政策取向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简单而言，一个社会是更期待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再分配成为“拯救者”，还是更相信千千万万个体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是一个答案永远在流动的选择题。
27. 委内瑞拉: 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经济理念，而不是外部因素。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查韦斯犯了一些教科书式经济政策的错误。第一，过度开支，寅吃卯粮；第二，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第三，煽动经济民族主义。
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遗憾的是，恶一旦被启动，会形成越来越深的旋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大的恶去掩盖。
28-29.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
第一，过去40年左右，不平等在显著上升——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全球；
第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 道义上不公平：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点或者出身阶层决定，这不合乎人类的道德直觉。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
- 长远来看抑制经济发展：有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发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观察显示，凡是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比如东亚一批国家、中东欧一批国家，都是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而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类的，都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国家。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当大多数人在贫困中难以自拔，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后劲，因为没有了消费。
- 可能带来政治动荡：经济不平等不但激活了激进的右翼势力，也激活了激进的左翼力量。
以上提到的不平等问题的简化版的叙事框架是这样的：由于富人的贪婪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公，全球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无论如何辛勤工作也不可能浮出水面，只能在生死线上挣扎，而富人不但独享发展的果实，而且往往收买权力，防止穷人改造这个不公的体系，最后，矛盾必将导致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内爆。
但作者认为实际上上面的认知过于简单，过于光滑，而现实并非如此黑白分明。可以从三个要素来重新描述：
第一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可以被概括为“悲惨世界”叙事，what，但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 不平等是什么经济水平上的不平等？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平等，其分量是很不同的。简单来说，穷得吃不起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含义很不同。
- 对贫困是否存在社会救济？不平等在加剧，但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处于底部的人，是否有救济措施，对于我们理解“悲惨世界”到底有多悲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社会流动性是否足够？如果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同时出现，那的确非常可怕。但事实上阶层的流动还在。
- 不平等到底是什么的不平等？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
第二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可以被称为“受害者”叙事，why，现在的不平等，资本家的贪婪，是否就是全部的事实？未必
- 一些学者认为，最近几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他们在暴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 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本质上不是前面那10%的人的收入发生了飞跃，甚至不是前面那1%，而是最前面那0.1%，甚至0.01%。顶端1%到10%的财富总数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过去40年左右其实在减少。
- 另外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穷人多单亲家庭，富人多是与富人结婚。
第三个要素，是关于不平等的后果，则是“阶级战争”叙事，how，但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
30. 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表达的是政治现实主义主张，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
政治只是游戏规则：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除了游戏规则，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作者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政治在社会中”，分解开来就是“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好的政治很难在逼仄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空间中长成参天大树。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写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间让“大地旧貌换新颜”，这种心态，说好听点，是一种浪漫，说难听一点，则是一种懒惰。
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在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耐心、学会同情性理解、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给每个人一张船票，但是它无法也不应该把每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