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 推荐指数：🌟🌟🌟🌟🌟

• 作者：兰小欢，2001年获得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6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2012年作为研究学者加入长江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战略与研究总监。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等。著有经济学科普读物《一转念：用经济学思考》，编译《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置身事内: 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 出版年份：2021/8

• 内容简介：本书脱胎于兰小欢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讲义，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核心内容和观念：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兰小欢。

• 类型：财经政治类

• 阅读日期：2022/1

总结 & 收获

• 本书从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说起，介绍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起因和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制环境不理想、资本市场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以信用级别较高的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主体，以土地为杠杆，撬动大量未来资源，加速投资进程，推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GDP增长全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带来了众多后果：与土地相关的腐败，以地为本而忽略了人，教育、医疗供给滞后；房价飞涨，债务飙升；整体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民众收入不高，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国内消化不了，向国际输出又带来贸易失衡和冲突)。为解决问题，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国内也在推动“土地流转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以及中共十九大重新定义“主要矛盾”后的改革。

• 核心是1-4章，从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说起，介绍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起因和发展，5-8章针对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相关改革做了描述。

• 本书每一章后面提供了很丰富的且质量很高的参考书目，可以作为拓展阅读用。

第 1 章：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 行政体系的几个特点
• 中央与地方政府：一方面维持大一统必须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日常治理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央地权力平衡需要各种制度维护，失控就有王朝覆灭的危险。
• 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是政治生活主题。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但二者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高度重叠，难以严格区分。
•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这 4 套班子，在中央、省、市、县都层层复制。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是业务关系，横向的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被称为“块块”，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政决定人事任免。大多数地方部门需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领导，比如县教育局，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 上级领导与协调：权力高度分散在各个部门，往往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涉及到跨部门跨地区事务，就会扯皮和踢皮球，所以会设置上级“分管领导”来协调推进。
• 官僚体系：官员必须学习和贯彻统一的意识形态；官员由上级任命；地方主官要在多地轮换任职。

• 事权划分三原则
• 外部性和收益范围原则
• 1.外部性（有/无 正/负）→ 行政区划 → 限定地方权利的范围和边界
• 2.技术和基础设施 → 公共服务影响范围（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和边界）→ 行政区划
• 3.人口密度（民稠则减，稀则旷）、地理条件（“随山川形变”的自然边界+“犬牙交错”的人为打破自然边界）、语言文化差异 → 行政区划
• 4.例外：行政交界地区“三不管地带”因为：（1）行政边界的公共物品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限制边界地区获取公共资源（2）地理条件限制（3）方言与地方文化限制，即与同省主流文化隔阂，与邻省同文化区被行政边界割裂。进一步导致：（1）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2）引发公共治理问题—环境污染（典型跨区域负外部性问题）→ 跨区域的共同上级协调（3）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 → 区域性整合（加强县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扩张城市，撤县设区）
• 信息复杂性原则
• 实际权威来自信息优势。技术官僚有信息优势，比频繁更换的领导实权更大。官和吏的区别，内阁部长和常务次官的区别。
• 因为信息复杂，很多事情说不清，而所谓权力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的问题，说不清楚的情况越多，权力就一定会向个人集中，这也是“一把手负责制”的根源之一，权力的自然集中造成专权和腐败。
• 激励相容原则
•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情，另一方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政府部门要求上下级之间激励相容。要设立有效机制去激励下级完成上级的目标。
• 垂直管理：在专业性强，标准化程度高的部门，具体而明确的事情多，更倾向于垂直化领导和管理。比如海关和环保部门，但工商局因为和地方经济密不可分，就不能垂直管理。
• 地方管理：对于宏观的工作，比如发展经济，涉及面广，激励相容原则要求给地方放权，让地方负责，也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要激励做好，也要约束不搞砸。

• 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
•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 地方政府金融支持，法律和政策协助，税收优惠，劳动力供给，教育医疗服务，科技投入
• 总之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

第 2 章：财税与政府行为

介绍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前因后果，这次改革对地方政府影响深远，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催生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 分税制改革
• 1985-1993，财政包干
• 那年头，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政府搞财政承包。
• 不同地方包干形式不一样，比较流行的“收入递增包干”，如北京，以上一年财政收入为基础，设定固定年增长率4%，超过的增收部分归北京，其余的北京和中央五五分成；广东，固定一个上缴中央的数14亿，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9%，其余都归自己，因此广东对分税制改革最抵制；上海，每年定额上缴105亿，其余归自己。
• 交完中央的都是自己的，就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于是乡镇企业兴起，带来增值税和上缴利润和费用 (算预算外收入，地方可独享，因此地方给企业违规减税再通过各种行政收费捞回来就成了预算外收入，预算外收入占比后来高到预算内收入的86%)。
• 问题：造成了两个比重下降，一是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二是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即中央变穷了，财政整体也变穷了。因此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推进改革，弱化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 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博弈
• 1994年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成 3 种：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分设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垂直管理。2018年，国税与地税再次合并。增值税是最重要的，占全部税收 1/4，从地方税改为共享税，中央拿走 75%，地方留 25%。
• 企业所得税是第二大税种，2002年之前，央企交给中央，地方企业交给地方，因此带来地方保护主义，2002年改为所有企业所得税按所在地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
• 改革后，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比重从22%涨到55%，国家预算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1% 涨到 20%以上。加大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和话语权。

• 土地财政
• 地方政府收入下降后，解法有二：一是做大税收蛋糕，加强招商引资，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 -> 损害环境，推高过剩产能；二是增加预算外收入，如围绕土地出让和开发所产生的“土地财政”。
• 1998年土地升值开始，原因一是这一年单位停止福利分房，住房货币化，商品房时代开启；原因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规定农村集体用地转非农建设必须先征地变为国有再建设，确认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 2002年，国土部明确四类经营用地（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采用“招拍挂”制度，于是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农民土地然后有偿转让，土地财政开始膨胀。2008年在 4 万亿刺激下，土地转让收入再上一个台阶。
• 地方政府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招商引资，让大量人口涌入；另一方面限制商住用地供给，因此房价飞涨，带动地价飞涨，地方政府从不断攀升的地价种赚取土地垄断收益。商住用地面积只占出让土地一半，但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土地财政”实质上是“房地产财政”。
• 张五常的比喻：地方政府就像一家商场，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商铺，商铺只要交低廉(大商铺甚至免费)的入场费(类似工业用地转让费)，但营业收入要和商场分成(类似增值税)。

• 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 分税制改革后，造成了基层财政困难，引发基层乱收费、拖欠各种工程款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中央推动取消各种税包括农业税，加大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
• 地区间不平等，需要靠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第 3 章：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详细介绍了“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中的逻辑、机制和案例，解释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和改革。分税制之后的“土地财政”还不能获得足够的钱，土地真正的力量在以土地为抵押撬动的银行信贷，嫁接资本市场加上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滚雪球一样，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造就了地方巨额债务。

•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前也不允许发债券，所以政府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国有独资公司，一般统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称“城投公司”。
• 发明“城投公司”模式的是国家开发银行。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和安徽芜湖市合作，把8个城市建设项目捆绑在一起，放入专门创立的城投公司芜湖建投，以该公司为单一借款人向国开行借款10.8亿元。
• 一般“城投公司”负责土地一级开发，投入大利润低涉及拆迁等复杂问题，之后的建设和运营，即土地二级开发大都由房地产公司来做。案例：成都宽窄巷子，苏州工业园区，上海新天地
• 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地方政府划出一块土地，完全依靠民企来开发产业园区，代表为华夏幸福，其核心模式是“产城结合”，即同时开发产业园区和房地产，产是旗帜，城是重点，赚钱主要靠房地产，华夏幸福还可以从工业园区中与政府分享税收。这种政府付费使用私企开发建设基础设施的模式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PPP。案例：河北固安县高新区项目

• 地方政府债务
• 分税制之后的“土地财政”还不能获得足够的钱，土地真正的力量在以土地为抵押撬动的银行信贷，嫁接资本市场加上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滚雪球一样，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造就了地方巨额债务。
• 地方债爆发始于2008年的4万亿，那时中央也放宽了对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信贷的限制，谁都能借到钱，虽然整体政府债务占GDP只有五六成(2018年美国是107%，日本是237%)且投在了基础设施上，但分布非常不均。
• 只要经济持续增长，城市持续扩张，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债务就不是问题，但一旦经济放缓，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 解决方案：（1）债务置换，用政府公债置换城投债，信用更高，期限更长，利率更低（2）城投公司转型成普通国企，与政府厘清关系（3）约束银行资金流入城投公司，难点在影子银行业务（4）问责官员，对负债终身追责。

• 招商引资种的地方官员
•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高学历占比高。
• 中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只占6%，美国政府是19%，日本是14%，德国是11%，经合组织平均41%
• 激励机制之胡萝卜：经济发展是政绩，影响收入和升迁。但大举债搞投资，摊大饼发展，面子工程多，看海城市多。
• 激励机制之大棒：党纪国法，地区间招商引资的竞争。
• 政府投资+土地金融+金额巨大+权力集中，导致腐败横行。

第 4 章：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 显示屏和电视，硬件成本近8成来自液晶显示面板。
• 2008年，面板行业由日韩和台湾企业主导，大陆企业市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2020年，大陆面板企业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接近四成，世界第一，有京东方、TCL华星光电、深天马、维信诺等，推动了彩电、显示器、华为、小米等国产品牌的崛起。
• 京东方前六大股东均是国资背景投资公司，合计占比23.8%。其前身是老国企“北京电子管厂”
• 2005-2006，TCL、创维、康佳和长虹拉来京东方，在深圳启动“聚龙计划”，希望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电视屏幕生产线，但日本夏普游说深圳市政府，提出帮深圳建设更先进的生产线，2007年夏普与深圳市政府签约，京东方出局，但一个月后夏普毁约。
• 上海也计划于京东方在昆山合作，夏普同样搅局，提出与上海合作踢出京东方，随后毁约。
• 2008-2009年京东方与合肥市政府合作，夏普搅局失败，生产出中国第一台32寸液晶屏幕。随后境外厂商开始认真合作，夏普与南京熊猫集团合资，LG与广州签约，三星和苏州签约。
• 华星光电是2007年“聚龙计划”失败后，TCL董事长李东生与深圳市合作建设。

•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 光伏就是用太阳能发电。
• 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卡特资助光伏产业，80年代初美国光伏市场占全球85%+，里根上台后油价回落，光伏支持下调，产业向德国和日本转移。
• 2001年无锡尚德成立，国资占股25%，2005年外资收购并上市，2013年破产，被顺风光电收购
• 2005年江西新余赛维成立，2007年上市，2016年破产重组。
• 2008年前市场主要在欧美，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出口锐减，2012年前后，光伏行业进入寒冬，中国很多光伏企业倒闭，市场转向国内。电价补贴随时间下调，引导光伏企业降低成本。如今中国光伏企业产能占全球80%，几乎所有关键技术都被中国企业主导。

•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 私募基金：出钱的是有限合伙人(LP)，管钱的是普通合伙人(GP)，GP赚基本管理费(2%)和绩效提成。这种方式法律上称“有限合伙制”，与股份制相比，有两大好处，一是由于不同股同权和同股同利，因此更灵活，GP权力更大；二是有固定存续期(股份制是无限期)，分为“募投管退”四个阶段。
• 国内最大的一类 LP 就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比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
• 产业引导基金有三个特点
• 一是多数引导基金不直接参与投资，而是做LP，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资；
• 二是把政府资金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运作，涉及诸多制度改革；
• 三是大多数引导基金都投向“战略新兴产业”，而不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 运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三种公司类型
• 第一类是政府独资，比如投资过京东方的北京亦庄国投，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100%持股；
• 第二类是混合所有制，比如管理深圳市引导基金的深创投，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只占股28%；
• 第三类类似华夏幸福这样的纯民营企业，打理小地方的政府基金。
•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发展的三个条件
• 制度条件，能让人敢把政府财政资金投入风险很大的股权投资领域；
• 资本市场条件，要求市场成熟，要有足够多的 GP 来管理；
• 产业条件，需要有高技术高风险的战略新兴产业大批出现。
•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四类困难
• 第一类是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和高风险投资亏损之间的矛盾；
• 第二类是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
• 第三类源于资本市场，需要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才能成事；
• 第四类是激励机制，私募基金行业收入高，对人才要求高，引导基金管理机构脱胎于政府和国企，没有市场化薪酬，吸引不了人才。

第 5 章：城市化与不平衡

• 房价与居民债务
• 土地的供求关系决定了房价的高低，发达城市吸引大量人口，但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土地供不应求，房价飙升。
• 欧美的故事：在二战前自有住房率比较低，英国30%，美国45%，二战后增长，2008年前达70%；自住率上升，导致房子在居民资产占比越来越大，政府为讨好这部分选民不让房价下降，且放开政策支持穷人贷款买房，让穷人富人都高兴。但房价下挫和收入下降会抑制消费，如果消费占GDP比重很大，那就会导致经济衰退。
• 2018年中国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为54%(2020年到2022年初稳在62%)，低于美国的76%，接近德国和日本。居民债务中53%是住房贷款，24%是消费贷，债务收入比1.6，但低收入人群更高。中国人财富中房产占比近70%，美国人财富中金融资产占72%房产不到28%。所以两国的基本政策上中国重房市，美国重股市。

•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修改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义：“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一个还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大，与人口流动受限有关。要平衡人均差异而不是规模差异，因为经济会越来越聚集，要让人口自由流动到大城市，市场大分工细，低技能也能有很好的收入，正是这些低技能工作支撑了大城市的繁华。至于教育和医疗等，增加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
• 土地流转改革
• 当前用地指标没有跟人口流动绑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流转受限。
•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用地，在....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 2015年全国试点“三块地”改革(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比如重庆的“地票”制度）
• 2017年“在大城市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同年《土地管理法》确认“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直接向市场出让，不需要先征收为国有土地。
• 2019年-2020年，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 户籍制度改革
• 2014年开始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差别，用统一“居民户口”，按常住人口规划公共服务供给。
• 2016年实施“人地挂钩”，土地规划和进城落户人口数相关。
• 2019年开始逐步取消一些城市的落户限制。
• 2020年：“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常居地登记户口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

•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 1990年，世界上最穷的一半人中约4成生活在中国；2016年，最穷的一半人中只有约15%是中国人，而最富的另一半中约22%是中国人。中国的基尼系数也涨到了2017年的0.47（小于0.2过于平均，0.2-0.3较为平均，0.3-0.4比较合理，0.4-0.5差距过大，大于0.5差距悬殊）。2019年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48%，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占全部收入的4%
• 不平等容忍度的影响因素：一是经济增速，“隧道效应”，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静止的那些车主更焦虑和难耐；二是人群相似性，贫富差距中如果掺入人种、肤色等因素，就容易引发穷人的愤怒，比如黑人更容易贫穷；三是家庭观念，能否超越父母的收入水平。

第 6 章：债务与风险

• 债务与经济衰退
• 债务让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任何部门出问题都能传导到其他部门，形成系统风险。如果各部门债务都很重，那应对冲击的资源和办法就不会多，风吹草动就会带来危机爆发和蔓延（因为负债高，大家为还债，只能抛售资产，资产价格下跌会比较迅猛，同时引起信贷紧缩，导致资金链断裂）。

•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 资金供给和银行管制
• 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货币以固定比例与美元挂钩，美元以固定比例与黄金挂钩。要维持这一固定汇率体系，各国都要有足够的外汇去干预市场，防止汇率波动。所以国际流动资本不能太大，否则就冲破某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威胁整个体系。而限制国际资本的规模则要限制国内银行的放贷规模，否则借到钱的人和企业就会去增加进出口，过量的国际贸易和结算就引发过量的国际流动资本。
•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放开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浪潮开启，金融部门过度繁荣，成为经济中最大的部门，但资金只在金融部门内空转，实体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后“占领华尔街运动”。
• 国际不平衡与国内不平衡
• 国际上大量的资本涌入(其他国家把钱借给了美国)
• 贸易不平衡：东南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后大量增加美元储备买入美国国债，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称之为“全球储蓄过剩”，他认为这些钱流入美国后压低了美国利率，推动了房地产投机，是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本书认为借钱给美国的还有欧洲，欧洲是受08年金融危机冲击和损失最大的，美国金融毒资产的最大海外持有人在欧洲而非亚洲。
• 特里芬悖论：为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满足这些国家的储备需求，但持续逆差会导致债务累积，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 美国国内财富高度集中。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10%占有近50%的收入和78%的财富，这些富人储蓄的钱最终借给了穷人买房，流入了房地产，而不是实体经济。
• 经济脱实向虚
• 发达国家里，大量重资产和重投资的制造业外迁，投资下降
• 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越来越集中，大企业变得越大，投资下降
• 大量资本涌入没法在实体经济落地，利率降低，只能进入进入各种投机，比如股市和房地产。

•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 发展过程
• 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出口，为防止经济下滑，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放宽金融管制和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如借债建高铁)，推动资金涌入了房地产。
• 2010-2011年，前期刺激导致经济过热，猪肉价格大涨，通货膨胀出现，货币政策收紧。
• 2011年年中，欧债危机爆发，国内制造业陷入困境，于是2012年降准降息。
• 2012年，以信托贷款为主的“影子银行”开始扩张，推动基建投资和债务上涨。
• 2015年，股灾，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问题凸显。
• 2015年年末，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开始加息。
• 2015-2016年，大量资本流出，人民币汇率贬值到破七。央行降准降息，财政部置换地方债，放松房地产管控，棚户区改造从实物安置转为货币安置，带动房价上涨。
• 2016年，在货币化棚改的帮助下，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告一段落。
• 2016年年底，提出“房住不炒”，收紧房地产管控。“去产能”改革见效。
• 2018年上，出台“资管新规”，严控“影子银行”，试图降低金融风险，民企的融资困境爆发。
• 2018年下，中美贸易战爆发，经济增长放缓。
• 企业债务
• “城投公司”债务，见第三章的内容。
• 国企债务，2008年后，“国进民退”，效率低下的国企占有大量债务，依靠输血挤占信贷资源维持。
• 房地产企业债务，由于房地产需要大量资金且建设周期长，所以经营依赖负债，流动性风险大，一旦举债渠道受阻，企业就难以为继。发达国家要求购置土地使用自有资本，但中国允许房企借钱“买地”，刺激房企抬高低价和储备土地，储备土地又抵押撬动更多贷款，进而储备更多土地。2018年房企债务占GDP达75%，大量来自“影子银行”。2020年，房企债务危机爆发。

• 化解债务风险
• 偿还已有债务：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能缓解债务负担，也没有明显的利益受损方，看上去是个好方法，目前有三类方式。
• 第一类：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08年之前的主流做法，低利率减小利息支出也刺激投资和消费增加收入，而且还能温和地通货膨胀，从而减轻负债；
• 第二类：量化宽松，央行增发货币买入各类资产，注入流动性，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主流做法，相当于把债务转到了央行，但只要这些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央行可以无限印钱接手，也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只要这些钱都用来还债了；量化宽松的问题是央行发钱买各种金融资产，会推高资产价格，受益的是资产所有者，即相对富有的人，如美国搞量化宽松，涨的是股市和房价，底层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
• 第三类：债务货币化，也称“赤字货币化”，其实就是印钞还债，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机构参与（支持这种做法的理论是“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核心就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替代有利率的债务，但本书非常不认可这种做法，历史上大搞“赤字货币化”的国家普遍没有好下场，会引发物价飞涨的恶性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和国家信用，比如国名党央行印“法币”维政府垫款，导致物价失控，老百姓被迫放弃使用“法币”，1948年又改革为“金圆券”替代“法币”，但还是换汤不换药，导致政府信用尽失。一个知乎的解释。
• 遏制新增债务
• 2008年的4万亿导致了现在的债务问题，但当时不一定有更好的选择，历史不能假设。
• 最近几年供给侧改革，严控房价、资管新规、限制土地金融、债务置换等有效限制了新增债务，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政府投资的模式没有改变，限制了这种模式，也就导致了经济下滑。
• 改革资本市场，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可以降低债务负担又可以提高资本效率，但进展缓慢，原因是投资主体由政府和国企主导，银行主导融资，这种模式没有变，权力没有下放给市场，自然直接融资体系就建不起来。
• 中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已经不是新问题了，但债务在这十年间迅速上升，主要是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GDP增长了。生产率和通货膨胀的速度赶不上债务增长的速度，造就了高投资挤压消费，产能过剩和房地产过剩，伴随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改革的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第 7 章：国内国际失衡

•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 中国经济失衡的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拉动GDP的主力是投资和出口，2018年居民消费占GDP仅44%，美国是70%，欧盟和日本是55%，原因有两点：
• 1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
• 消费不足除了储蓄率高，也确实是没钱，从21世纪初开始，由于工业化和国企改革，资本投入过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国，2016年占世界三成)，GDP中居民收入的占比就一直在下降，从世纪初的70%下降到60%；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兴起，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工业，推动了劳动收入占比回升，到2018年回到65%。
• 资本占比上升意味着人均资本上升，这是提供生产率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经之路，这是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剩余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现在银行压低给企业的贷款利率，居民储蓄的利率也同样压低，居民收入下降的部分转移到了政府和企业手中，变成了公路和高铁等基础设施、厂房和机器设备，老百姓手中的汽车和家电占比相对降低。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助推了经济起飞和产业发展。
• 2 储蓄率上升（消费/GDP=(可支配收入-储蓄)/GDP）
• 关于储蓄率的一个有意思的研究：世界各地语言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有些语言是有时态的，比如英语，在讲“未来”、“现在”和“过去”时语法要改变，会让人产生一种疏离感，即未来跟现在不是一回事，何必担心未来活在当下就好，说这种语言的人储蓄率偏低；另一些语言没有时态，如德语和汉语，时间是连续的，人们的储蓄率也高。
• 除了文化之外，高储蓄率的出现还有几个重要原因：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和房价上涨。计划生育导致小孩减少，养儿防老功效减弱，父母必须储蓄养老，独生子女长大后房价上涨，需要储蓄买房和分担赡养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不足，还需要储蓄供相关支出。
• 拉动GDP的主力是投资和出口，2007年政府已经知道消费太低是问题，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垮掉，只能出台4万亿计划拉投资保GDP，2011年欧债危机，没解决，直到2012年后才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中美贸易冲突
• 中国低消费高投资，出口必然大于进口，而美国是进口大于出口，加剧了国内消费生产失衡，也让美国积累了巨大对外债务。中国开始供给侧改革，美国则兴起贸易保护主义。
• 美国政客强调“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其实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从1970年代就一直在下降(从70年代的26%下滑到如今10%)，但是产出并没有减少(制造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在13%左右，以及研发和专利等)。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的表现，并非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但美国政客归罪于“全球化”和中国，兴起贸易保护主义。
• 中国制造虽然对美国就业影响不大，但对美国的技术冲击和挑战是真实的。中国制造强大后会将欧美从高端制造业中挤出，拿走利润最丰厚的一块，而制造业是科技创新之本，也是美国强大的根本。

• 再平衡和国际大循环
• 2020年中国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第 8 章：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 1964年开始“三线建设” ---> 工业分散在各地 ---> 为改革开放后当地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把农民培养了产业工人 ---> 为工业化加速的九十年代准备了条件

• “瓦格纳法则”：德国19世纪经济学家格瓦纳提出的关于人均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增长关系的理论，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往往也越大。解释：由于国家富裕了，人民的需求也越多，需要政府将更多资源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导致政府支出增加。

• 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